金石，文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系副院长、中国音乐理论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音乐文献学、中国古代音乐史、魏晋南北朝音乐文献。一年来，他致力于汉唐音乐资料的收集和研究。 “对我来说，文献就像一棵树。我欣赏一颗种子随风飞到哪里，落在什么样的土壤上，它如何从土壤中吸收养分，如何一点点成长，直到成为一棵大树。树木的年轮显示了土壤和气候的特征，以及它们如何一点点生长。当被问到什么是音乐语言学时，目前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的金石这样解释自己的日常工作：e方式。近年来，他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音乐语言学。”对他的研究的依恋。在致力于中国音乐文献学研究之前，金石在汉学系从本科到博士。研究从古代文学到古代音乐文本的一切似乎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景石承认这对他来说实际上是自然而然的。这些工作还吸引年轻学生吗？金曦开玩笑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多年的一线教学中，他有意识地向学生传授古今的联系，如何将古代音乐文化为己用，如何在其中找到乐趣。她和她的学生努力打破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障碍，将安静的早期音乐带入生活。专访金石先生。让我们探讨一下古代人对音乐的理解。新京报：对于普通大众来说，您所研究的中国音乐文献学领域是比较冷门的。首先，向读者简要介绍一下该领域近年来关注的主题。我可以要吗？首都博物馆“文化财产振兴展”演出现场。 （受访者提供） 金时：音乐文献学尚未被确立为一门明确的学科，不同学者对于“什么是音乐文献学”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交叉的研究方向。我们所做的工作偏向于古典文献学的工作方法，但又不限于它们。从古至今，人们利用典型的语言学方法来处理音乐文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自清代以来，学者们分析了《隋书经籍志》中的各种音乐书目，整理了散落的已失传的音乐文献。然而，造成大量错误的原因是特征音乐文件本身的内容不予考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音乐文献学主要探讨中国古代音乐文本和对音乐本身的理解，并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对相关材料进行依法处理。 《思达文集：锦溪音乐史研究集》 作者：锦溪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2020年11月 新京报：在开始研究中国音乐文献学之前，我有过一些文献研究的经历。您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系，师从袁行培教授。这段经历对您后来的研究方向有何影响？金石：我的学术训练是在中文系，从大学到博士，我一直专攻文学。研究各种主题，从古典文学到早期音乐文学，似乎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进步。古代文学的学习给了我很好的基础。一方面是方法论和技能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研究思路的确立。尤其是当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在决定南北朝文学的研究方向时，我与导师袁教授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从大学到博士的个人研究经历，恰逢南北朝时期文学研究的飞速发展。当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学术界对南朝文学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但对北朝文学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的博士论文不是从南朝开始，而是着眼于北朝的地域性和独立性。这也是我给它打分的原因。 “探索”失落的中世纪音乐音乐文本 新京报：在中国古代音乐文本的大历史背景下，您似乎特别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本。为什么你觉得这个时期特别迷人？锦曦：我从小就关注中国古代文学，但当时无论是课本还是课外读物，魏晋南北朝都经常被忽视或低估。但实际上，可以说，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积累，就不可能有隋唐时期的文学文化的繁荣。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六号墓的砖壁画和音乐。然而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学与同时期魏晋时期的文学、思想以及文学人物形象都处于不同的层面。的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被称为“人性觉醒的时代”，而在我们今天看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献中，有不少关于祭祀音乐建设的官方“约定”的乐书，以及随着音乐机构运作而记录的档案。此外，我目前的重点是更长历史时期的音乐文献，从汉代到五朝。然而，我们目前对唐宋以前的音乐书籍的关注极为有限。与后来的乐书（如《乐书》、《乐府诗集》、《句工大成南北词工赋》）相比，能够命名的乐书要少得多。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前一段而不是去研究后面更大更完整的音乐书籍呢？这也是后来从事编辑和研究工作的起点。兴失乐书。新京报：这一时期音乐及相关文献的保存有何特点？锦溪：唐代以前的越书保存状况很差。基本上没有完整保存的案例。晚唐的《乐府杂》，以及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乐记》、《乐书雅录》，都是不完整的。在研究汉唐乐书之前，我的印象是，宋代以前的乐书大概只有几十本，而大量流传下来的只有五本。这是一个收集碎片并尝试重建整个调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通过零散的资料获得了许多重要的、规律性的发现，建立了对唐代以前乃至中国时代的音乐文献数量和乐书编纂实践的系统认识。它将重塑我们对音乐概念演变的理解。或者说，宋代以前的音乐书写体系的形成，具体体现在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多种类型区分明确、具体、功能不同的音乐文献，用来描述不同的音乐内容。经过一定数量的积累，时代、流派等各个层次叠加，形成了内容更加丰富的音乐书籍。这种多维度的重叠和演化类似于“拼装乐高”的三维搭建过程。电视剧《和平年》（2026）的剧照。最近，“太平之年”开始流行，我记得第一本大型综合乐书是五朝十国时期编撰的《大周真赋》。这100册音乐书之所以完整的原因后周郭氏作品在短时间内的出现，并不是因为后周礼乐的发达，而是因为它是在迄今为止音乐文献的不断叠加的基础上，体现了“历代”与“多样风格”的融合，为宋代大型乐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换句话说，中国人对音乐文本的收集和写作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偶然的。录音、编辑、编曲和最终使用音乐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中国人对音乐是什么以及如何录制和使用音乐早已有了成熟的理解。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关于中国音乐的独立知识体系无疑是古今中外都存在的。新京报：您主持的项目《汉唐乐谱失传解题笔记》获北京市委立项g 社会科学基金会。您能否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您有哪些有趣的发现？金曦：这个项目是基于我的博士后研究。博士后期间，我的课题是“汉唐遗失音乐文本的整理与研究”，主要任务是对遗失文本进行考查和收集，并尽可能按照其原有的逻辑进行整理和修复。在博士后期间，我收集了大约100本失传的汉唐音乐书籍。当项目最终完成时，我总共收集了 300 多本 Gocho 之前的音乐书籍，分为 11 个不同的类别。这些书籍虽然有的文字缺失，但历代书目中都记载了书名、作者等信息。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没有直接、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可能仅在相关文件中提及。这样，通过col从尽可能多的角度进行挑选，人们将能够逐渐对中世纪的音乐书籍、其背后的仪式和音乐构造、音乐类型的发展、音乐观念的变化建立一个系统的认识。南北朝北齐时期杨子华《北齐校书图卷》（传）（宋代复制品）的一部分，还有贵妃椅、古琴一把。由于此类研究的性质，它经常涉及一些“探索性”工作。这个过程本身就带来了巨大的快乐。最有趣的案例之一是中国目前保存的最古老的古琴谱《碣石雕•幽兰》。当时，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材料时，我的好奇心被激发了。那是因为《界石调油兰》的标题后面有两个“第五”字。作为编辑，我很想知道“第五”本书是什么。歌名写在《唐僧》的结尾处阿斯提手稿《碣石洲羊栏》。 “北朝音乐、抒情文献的缺失比其他朝代更为严重，而北朝音乐史和北朝乐府文学的研究面临着资料匮乏的问题，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因此，研究者应该从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入手。笔者对北朝音乐文献做了比较全面的考察。南朝，但进入音乐文献领域，不可能研究北朝音乐文献。”但通过官方史料、后人参考文献以及历代书目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解题笔记”的面貌。《失传的汉唐乐书》从2019年就已经有了，但一直没有推广。这可能是因为对收集和整理缺乏了解。但就在去年（2025年），一切开始步入正轨，我找到了相应的书。通过这个发现，我们现在知道了一些唐初的相关文献。我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它们只是带有“相关内容”可以交叉引用的秦文。但事实证明，它们实际上是同一位作者根据明确的思路编写的，而且背后有系统的知识体系 新京报：除了音乐文献之外，近年来还注重从跨学科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包括中国语言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和音乐学，这与您的研究兴趣有关吗？学术培训？是如何逐渐成型的呢？金曦：这种跨学科的想法并不新鲜，但它陪伴了我整个学习过程。 2000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我被重新选入文科实验班，大一、二年级学习了文、史、哲三个专业的所有主科科目。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多角度关注和分析历史问题的习惯。博士学习期间，我在北京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学习。北京大学是事实上的学术机构，只招收博士生。学生由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考古学四个领域的顶尖学者指导。每学期都会在教职员工的指导下举办专题读书会和专题研讨会。这次学习经历中我最看重的是我现在拥有比我学生时代对跨学科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说实话，在成长过程中你有时可能会感到困惑，比如“什么是跨学科？”如何以一门学科为支撑点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est类型的思维遵循音乐文献学的训练和研究，以理解“音乐”的本质为根本出发点以及如何将其与纪实方法顺利结合。这种跨学科意识贯穿了我的学习和研究经历，我终于可以说我已经达到了精通和平衡。新京报：现在回顾一下，就您个人的学术工作而言，对您来说最重要的转折点或时间节点有哪些？金曦：我认为有三个重要的转折点，但它们都是概念性的，而不是身份或经验的。第一次是在读书的时候对研究主题的理解从书面文学作品转向口头文学的创作和传播。这个过程进一步扩大了我的研究范围，并在文学和声音文化之间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基于这个想法，我的硕士课程重点关注诗歌阅读和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现在回过头来看，它实际上为后来音乐文学研究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北朝文学的本土性与南朝文学的接受》 作者：金熙 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年12月 第二次是在博士后期间，当时我把思想从文学研究转向了文学研究。甚至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将古代文献作为史料进行分析和解读。在博士后的岁月里，随着我音乐选集编撰工作的深入，我对文学的了解也越来越多。渐渐地，我对材料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心态的转变和方法的掌握，离开博士后后，我终于可以公开地告诉人们我是一名文学研究员。第三次是我参加工作十年后，我逐渐感觉到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音乐学院学习了五六年后，我开始将音乐记录视为一个独特的“生命过程”。现在，对我来说，文献就像一棵树，我欣赏种子是如何随风飞扬的，它们从哪里来，落在什么样的土壤上，如何从土壤中吸收养分，一点一点长成参天大树。年轮记录了哪些土壤和气候特征？枝叶如何逐渐伸展，变得更绿，然后有一天，树突然倒塌了。即使那棵树有一天被砍伐或砍伐，我对它的兴趣也永远不会消失。我们还问谁砍伐了这棵树，它是如何被包裹的，它被送到哪里，它是由什么制成的，它卖给了谁，以及它是在家庭中世代相传还是传给了其他人。如果说前半部分是文件的创作、发展和完成的故事，那么后半部分就是文件的认可、接受、传播和销毁的故事。动画短片《风景》（1988）的截图。新京报：看来整个调查过程需要大量的案头功底和高度的耐心。也可以称为“冷门伎俩”。除了研究活动之外，我的目标还包括： 学生教学。我很好奇今天的年轻学生对这些学术领域的兴趣如何。你会拥有吗？ Jincy：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前的人力资源开发往往以就业为目标。当然，这是时代的要求，但有时却被低估了。基础知识在人文学科中的重要性等。我曾经对新来的大学生做过一个实验。我首先问他们：“有人认为音乐学中没有必要研究早期音乐史吗？”班里没有人举手。我换了一个问题，问道：“谁认为有必要研究早期音乐史才能将来从事音乐学事业？”最终没有人举手。那一刻所有人都笑了，有些讽刺，这说明很多人都认为古代历史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即使他们不承认。因此，近年来，我在一线教学时有意识地转变思维方式，意识到要让学生体会到古今之间的联系，帮助他们发现古代音乐文化“对他们有用”甚至“享受”。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有意识地努力让静态早期音乐的历史“活起来”，而这些历史原本并没有那么美好。树立创造性变革、创新发展的意识。景熙谈论中国古代音乐。 ——同一问题问答—— 新京报：如果能在截止日期前完成，您最想与哪位祖先或古人（不限于学术界）合作完成一个研究项目？锦熙：郭茂谦。他编撰的《乐府诗集》，成为文学研究和音乐史研究的参考资料。同时，由于编辑思路的变化，本书实际上经历了几次结构调整，导致后来中文对本书所收录作品的定义从实用的“歌曲”转变为文学的“诗”。如果我能回到过去，或者说，我很想和他一起编这本书，观察他在这个过程中的字母排列和对书整体结构的构思，看看其中的历史关口是否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个时候的。里面还陈列着很多中世纪的音乐书籍，也很吸引人。新京报：您如何理解城市与书院的关系？北京这座城市和您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关系？金石：我是北京人。北京这座城市的气质与我的性格直接相关，直接受到影响。我在东城区长大。我的高中位于一条狭长的巷子里，一端是田汉故居，另一端是问天祥寺。从小走这条路，就有一种历史感。虽然我后来的研究在时间上和地理上都与北京没有多大关系，但这实际上是我研究的起点。以后我想研究北京，比如北京音乐的历史，以此来回馈我心爱的北京。 ——锦溪书单——《中国音乐哲学入门》作者：王小屯艾迪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 月 这是一本入门书籍，但并不适合初学者阅读。本书提供了音乐文献学的介绍、音乐文献阅读和使用的具体方法，以及海外华文音乐文献参考书、书目等众多参考资料。在我看来，这本书很好读，很好读。如果中国音乐文献学将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我相信这本书将成为它的基础。 《历史音乐韵律与记录的搜集与阐释》（一、二）作者：邱琼荪版：音乐文献汇编读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1月、9月出版。本书主要对隋书之前各种正史中的乐子、诗式部分进行了整理和注释，涉及古代乐制和雅乐的研究。系统。它是一个遗憾的是这本书从未完成，但它为组织音乐文献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型。从音乐文献研究来看，本世纪初出现了多部系统研究历代音乐史的著作。包括孙晓惠的《梁代唱片研究》、李方圆的《宋代唱片研究》、王馥礼的《清代唱片研究》、文祥贵的《清代唱片研究》等。本系列从音乐史的角度深入探讨音乐制作的历史。在音乐文献研究中，我们提出了一种方法论范式，从官方音乐史出发，从文献的角度来研究它，不仅考虑到它作为历史资料的作用，而且考虑到它作为文献的特征。 *受访者为青年学术带头人负责人北京市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汉唐遗失乐书问题解决备忘录”。记者/沉璐 摄影/编辑 蒲峰/罗东 校对/穆向通